黄荭，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和巴黎三大-新索邦，多年来深耕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研究与翻译，是国内杜拉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术之外，她也多次到先锋书店进行交流分享。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黄荭进行了此次专访，谈谈如何认识并理解杜拉斯、如何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什么是成为学者的素养以及对阅读的态度。
黄荭，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文学会理事，江苏省翻译协会理事、南京翻译家协会理事，南京作协理事。
和黄荭老师的采访在先锋五台山总店的创意咖啡馆，但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的身影有时出现在周末的活动，并在分享时带出法语，如流水般为空间注入氧气。
当时我并不清楚她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杜拉斯，一个让我又爱又怕的作家。
爱，来自杜拉斯写作的宽容，作为读者，可以全身心放入她的感受世界中；怕，是又模糊地意识到，过多地投入如同逃避，容易陷入杜拉斯构建的记忆之城。16岁读到的《情人》，与多年后重读时仿佛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情人”变成一种中介物，借以窥视回忆中的人与时间。
那时也不会想到“情人”从文学渗入生活，成为幽灵般成群结队的意象指代，更不会想到未来有一天在咖啡馆，当面采访着杜拉斯的译者、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与杜拉斯有空间重叠之人。
作家杜拉斯
黄荭从事杜拉斯研究已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她从不喜欢杜拉斯到改观，其中的投入与拉扯也许都藏在文本背后。
在访谈中，她身上依旧存在着由法兰西生活经历而结晶的浪漫影像，展现着严密却飞逸的逻辑思考、作为译者的百转千回以及独立清晰的学术追求之心，更具有比较视野的知识分子关怀。
她之于我，杜拉斯之于她，最初是充满偶然的代际相交，而正是文字之桥，带领我们驶向各自的彼岸，杜拉斯在此时，貌似成为我们共同的“情人”……我们通过她看见杜拉斯，又在杜拉斯中看见她。
以下是她在与先锋对谈中的自述与回答：
1
译者的修炼
从夏日苦译到翻译的乐趣
杜拉斯是我最早翻译的作家之一，当时漓江出版社找译者翻译杜拉斯小丛书，找到当时南大法语系的系主任许钧教授给他们推荐译者翻译其中的两本，一本是 Outside，另一本是 Le Monde extérieur，翻成中文都是“外面的世界”，所以中文最终定为《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以示区分。Outside 由袁筱一老师翻译，Le Monde extérieur 就由我来翻译。
当时是1997年，我本科大四毕业的暑假，整个暑假都呆在南京埋头苦译，没有回家，而且是“热”译，因为南京是火炉，夏天特别热。当时翻译，也不像现在这么便利，能随时通过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于是我就找认识的法国人，挨个去问，确认书中相关的人和事的信息，当时的翻译是真的苦，对自己挑战也很大。
翻译《外面的世界II》之前，杜拉斯给我的印象是写情情爱爱的小说家，作品非常感性，而我自己是很理性的人，同时我又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作家，不是我喜欢的作家类型，但是翻译完《外面的世界II》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本书展示了杜拉斯的另一种面貌，让我看到一个作家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杜拉斯有非常自我、自恋，甚至自大的一面，但是她也有介入的、知识分子的、理性、犀利的一面。我觉得是后一面吸引到了我，而且研究阅读杜拉斯，她会给你打开很多其他的链接，比如说她对音乐很有天分，对戏剧、电影，甚至对厨艺都有自己的一套。《杜拉斯的厨艺》是她去世后，她儿子出的一本书。她很喜欢花花草草，我自己也很喜欢花草。
杜拉斯仿佛有无数个触角，通过她让我接触到文学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促使我下定决定继续做杜拉斯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原因，之后她也成为了我科研的一个重要方向，我的第一个省社科、教育部社科和国社科青年项目都是以杜拉斯为研究主题。
从1997年翻译她的书到现在，已经过了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在研究阅读她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杜拉斯。经由她，我也对法国女作家的研究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引导我做对波伏瓦、科莱特的研究，以及对自传、自撰（自我虚构）写作的关注，后面我拿的省社科重点项目和另外一个教育部社科项目都是有关自传和自撰研究的。
因为杜拉斯，我也认识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人，比如说电影导演、研究杜拉斯的学者，还有喜欢杜拉斯的作家和很多普通读者，大家都成为了“杜拉斯之友”。
在翻译的态度上，我始终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忠实。
忠实，不仅是忠于句子本身的意思，还要考虑句子的言外之意，不仅要忠实于内容，还要考虑到形式上的忠实。作家之所以为作家，其实是风格使然，风格即人，风格是很重要的。杜拉斯之所以是杜拉斯，因为她有她独特的写作风格，所以如何更好地再现她的风格？这对译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种时候不单单是对字词的把握，还要考虑到句子的节奏和韵律。
译本最好是能还原译者本人阅读原文时的感受。原文是这种美，译文也应该尽量保留这种美，两者最好是同一种美，或近乎是同一种美，而不是不同的美。
但有时候国内出版社考虑到市场因素也会有不同的考量，尤其在书名的翻译上。就以《在欲望之所写作：杜拉斯访谈录》为例，它法文的书名是 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直译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所》，我觉得这个朴素的书名就很好，很符合书和同名纪录片的调性，但出版社会考虑营销，觉得《在欲望之所写作：杜拉斯访谈录》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时候，一方面得有自己的坚持，但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做一些小的妥协，比如这本书的书名，我没能说服出版社，那就接受新书名吧。
在翻译时也有具体字词选择上的讲究，我还是举上面这本书的例子。它法文书名中的 Lieux 是地方、场所、所在的意思，在词典里这个词对应的中文有好几个近似的意思，但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就需要考虑选择哪一个词才能更符合书里面的内容。
在中文语境中，如果把它翻成“住所”，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一个住人的房子的概念，然而在这个纪录片里，或者说书中谈到的 Lieux，不单是房子，还包括外面的花园、池塘、小径。它更多的是一个杜拉斯的领地、空间，是“我的地盘”、杜拉斯的地盘的感觉，但译成“地盘”又太口语，不够稳重。
讲到书名，也让我联想到另一本法国历史巨著，新史学代表大家皮埃尔·诺拉的书——《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简体版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我们在先锋书店也做过活动，那场活动的嘉宾是孙江教授和杨念群教授，我做的主持。
我们对书名 Les Lieux de mémoire 的翻译是《记忆之场》，书名中和杜拉斯的 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 同样用了 Lieux 一词，但这里这个词被译成“场”，而我在杜拉斯的访谈录里译成“所”。因为记忆之场不一定是物质化的场所，它也可以是非物质的集体记忆的场域，我用“所”这个更具化的词去表达杜拉斯所在之处的概念，不仅是她住的房子，还包括外面的花园，整个生活空间。
还是这本 Les Lieux de mémoire，繁体版的书名就是《记忆所系之处》，可见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落实到译文的处理上也就不同，都非常值得推敲。
同样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要出版的，我翻译的另外一本书——《写作的归宿》，作者是2022年诺贝尔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这本书同样是米歇尔·波尔特对她的采访，由纪录片变成了文本。法文书名叫 Le vrai lieux，逐字逐句译成中文是“真实的地方”或“真正的地方”。
但是在说这句话的语境里，安妮·埃尔诺想表达的意思是“写作成了我‘真正的归宿’。在所有真实存在的地方中，写作是唯一无形的、无法确定的地方，但我相信，它以某种方式包含了所有地方。”所以后来出版社问我这本书最后书名定什么，我定的就是《真正的归宿——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通过 Lieux 这个词的例子，就会发现，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特别多。
2
记忆之场
在巴黎的经历与相识
南大法语系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法语系，有很多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系里很多的同事都是拿法国政府的奖学金，或者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读联合培养的博士，2002年我就是拿到法国政府奖学金去巴黎三大-新索邦读联合培养的博士的。
我硕士毕业就留校任教了，对自己的职业规划、研究兴趣，包括对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的热爱已经很明确，2002年我在法国注册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是2005年的夏天，所以在职读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思想成熟的独立女性了。
我求学的目标明确，所以那时到了巴黎真如鱼得水，一方面选了自己喜欢的课程，查了很多相关资料，同时也去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很多活动，认识了很多与杜拉斯相关的学者、作家、导演和艺术家。
米歇尔·波尔特是我在2005年南锡的国际杜拉斯学术研讨会上碰到的，认识后不久，我就应邀去了她的艺术家好朋友玛丽-皮埃尔·梯耶博（Marie-Pierre Thiébaut）在巴黎的工作室，杜拉斯曾给她的雕塑展写过展序，那篇文章后来收录在《外面的世界》里。
所以就会觉得很神奇，在现实生活中也能碰到杜拉斯在作品中提到过的人与地方。在当年杜拉斯拍电影的时候，米歇尔·波尔特也是她的助手之一，拍《印度之歌》时，米歇尔·波尔特基本都在片场，而且几年前，米歇尔·波尔特无意间在家里找到了杜拉斯1969-1989年间写给她的信，她把这些信重新整理出来，跟另外一个研究杜拉斯的学者以访谈的形式，重溯了那些信的由来。
因为波尔特写给杜拉斯的信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当初杜拉斯是什么时候写的信，为什么会写这些封信？又为了什么事情？于是对于这些信的回忆与访谈结集成书，伽利玛出版社在2022年出版，名为《找回的信》（ Lettres retrouvées ），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有“重现的时光”一样，这本书、这些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找回的记忆，重现的时光。
米歇尔·波尔特是非常有名的法国纪录片导演，也是杜拉斯生前的好友。《在欲望之所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访谈录》这本书其实特别小，文字并不多，因为它是基于1976年米歇尔·波尔特为法国电视台做的两期杜拉斯纪录片，书里也配了当时她拍摄的一些照片和一些杜拉斯的电影剧照。
2005年认识后，我和米歇尔·波尔特就成了忘年交，我去过她巴黎的家，也去过她在南法山上的家。那座山顶上只有她家一栋房子，她住楼上，我住楼下的客房，她说每次杜拉斯来也睡这张床，床头柜上还放了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Les Pensées 也有翻译成《沉思录》，更多是译成《思想录》，她说这本是杜拉斯的枕边书，她睡觉前会翻一翻。在这个房间，我瞬间有一个感觉，似乎空气里依然弥漫着杜拉斯的气息。
杜拉斯在巴黎的住处是圣伯努瓦街5号，在圣日尔曼德普雷，这个地方是巴黎左岸最文化的一个区。她住的地方离花神咖啡馆、双叟咖啡馆都特别近，走过去就两三分钟，她经常去双叟，而波伏瓦、萨特夫妇更经常去花神。圣日尔曼德普雷也离得很近，就在广场上，教堂广场的一角就是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
这些地方也是我自己很熟悉的地点，因为巴黎三大离它们都不远，去巴黎圣母院、卢浮宫这些地标性的建筑，沿着塞纳河一路步行就可以，都是半小时内步行能到的地方。
尤其是后来我给女性出版社翻译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书，女性出版社在雅各布街，和圣伯努瓦街相邻，离杜拉斯在圣伯努瓦街的住址走路就一两分钟。今年年初我去巴黎的时候，女性出版社安排我住在社里，每天听着圣日尔曼德普雷教堂的钟声，相当于跟杜拉斯生前住的地方比邻而居。
包括她住所对面的餐厅“小圣伯努瓦”，也是杜拉斯生前常去的饭店，在饭店墙上还挂着她的照片，所以感觉虽然她已经在1996年去世了，但因为文学，这个记忆之场一直在，一到这个地方，就会唤起跟这个作家和作品相关的联系与记忆。
3
先锋对谈
杜拉斯本身的译介与影响
先锋书店 ：
您在上面描述的，是杜拉斯所处在的世界，以及她在后世的延续。您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做杜拉斯研究其实是危险的”，作为读者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我们无法作为译者和研究者去理解，这种不同感受的界限明显吗？危险到底指什么呢？
黄 荭 ：
这句话不仅我说过，国际杜拉斯学会的前会长玛德莱娜·博格马诺（Madeleine Borgomano）也讲过。老太太研究了一辈子的杜拉斯，她说研究杜拉斯是危险的。那是2005年，当时我刚做完博士论文，给她寄了一本，和她做了一个访谈，因为她是一个大专家，所以我很希望听到她对我博士论文的意见，她的确看得很仔细，甚至给我列了3页纸的修改意见，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因为她开始研究杜拉斯的时候杜拉斯还在世，她也有在多个场合见过杜拉斯。我问她，那你有没有试图去见她，和她做访谈，听她自己对书的评价？她就说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很容易会被杜拉斯带偏，杜拉斯是很有魅力的，你很容易相信她说的，但作家的话有时是不可信的。
做研究还是要从文献，从手稿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当然对文本的直觉也很重要，但研究更需要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理性、客观地看待找到的资料，而不能听信作家本人的话。杜拉斯可能在不同时期说同一件事情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研究杜拉斯是危险的。
当然杜拉斯也是迷人的，正因如此，跟她太接近，就有可能被她迷住，像劳儿一样，迷失了自我，失去学术的客观判断。
先锋书店 ：
明白了，有时候说读者和作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去欣赏ta的作品。
黄 荭 ：
作品不等于生活。虽然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对其写作影响是很大的，研究者需要去了解ta人生的轨迹、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一种写作的大的语境，但是我并不赞成过多地去挖作家的隐私，越了解作家的生活不等于越了解ta的作品。
先锋书店 ：
您写杜拉斯最开始在我国的传播，和伤痕文学有共鸣，后来逐渐演变成与欲望书写的共鸣。您可以具体谈谈吗？您看来在如今杜拉斯和新一代又有什么样的共鸣连接？
黄 荭 ：
杜拉斯在中国的译介是阶段性的。当时她与新小说的作家群一起被引介，最早翻译过来的是由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街心花园》，它们更多属于新小说的文风；还有翻译的比较早的是《广岛之恋》和《长别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创伤书写，而这种创伤，跟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兴起的伤痕文学有一种呼应。
像《广岛之恋》，它当时在中国的受众也比较广，因为这种伤痕唤起对另外一种伤痕的记忆。很快到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她一下子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众作家”，为什么杜拉斯在今年会成为致敬和纪念的焦点，今年不仅仅是她诞辰110周年，也是《情人》出版40周年。
4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读这样的文本，年轻人可能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大胆的书写，关于情爱、性欲或其他，但要回想它是40年前的文本，就可以知道它当时进入中国时，这种欲望书写、身体书写，或者说15岁半的小姑娘和中国情人的故事本身，对中国的读者甚至是在法国的读者，都有非常大的冲击力。
当时这样风格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首先是关于私人生活的写作，像陈染的《私人生活》，甚至有作家很绝对地说，所有中国女作家都受到了杜拉斯的影响。在这个层面上，杜拉斯对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影响很大。
男作家受她影响的也有，比如王小波，他受的影响更多来自王道乾翻译的译本。因为译本和原著的风格其实会不太一样，他所认为好的语言是王道乾先生的译笔，某种程度上是王道乾的语言定格了王小波对中国好的语言的认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她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引进，比如说她的新闻写作，以两本《外面的世界》为主；比如她的散文写作，有点像现在的博客、微博写作，像《物质生活》，这本也是王道乾翻译的，是杜拉斯1987年出版的一个文本，但阅读时就会发现她的写作非常有当代性，脱口而出，这是一种话语的高速公路——不假思索写出来的东西，到现在还是能击中更年轻的读者。这也是为什么杜拉斯的作品能进入法国中学语文课本和教师资格考试内容的原因，《外面的世界》中的一篇“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还被收录到了中国的语文课本。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关注她对电影艺术的看法，不管从《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也好，从刚出版的《迷途：杜拉斯谈电影》也好，通过这些引进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大众读者所不熟悉的杜拉斯。
几年前我和学生翻译的《1962-1991私人文学史》，里面包括了从 1962 年到 1991 年杜拉斯的访谈，跟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各种访谈，在访谈中，杜拉斯的话语会更鲜活，思想会更直白，跟她的文学创作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致。
她的思想通过媒体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利用了媒体。她是一个特别擅长和媒体打交道的人，如果活在现在相信她绝对是一个网络达人。
先锋书店 ：
这是她的媒介性，而关于杜拉斯的自传式写作，在目前属于学界公认的事情，这种对她的童年生活的追溯利用的自传式写作，算不算现在常谈的对原生家庭的逃离和反抗呢？又应该如何去认识、正视这样的自传式写作？
黄 荭 ：
其实不管原生家庭怎么样，童年或者说对记忆的书写，是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写到的。所有的写作都基于记忆，而记忆最深的往往都是童年，因为童年对人生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更何况杜拉斯的童年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她出生在1914年的印度支那嘉定市（现越南的胡志明市），它在当时是法属殖民地。她自身的经历又是父亲早亡，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又有租借地的原因——母亲买了一块每年会被海水侵袭的租借地，这些故事某种意义上带着西西弗斯神话的特质，这些也构成母亲的故事。
所以她从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直生活在母亲的绝望之中，她也说，母亲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写作的一个最好的源泉。
因为在母亲的被毁与绝望当中，她看到了最深刻的现实，而她的写作就是要反映这种现实，反映这种社会的不公正。
在自传式写作上，需要区分两个词，就是现实和真实。她作品当中写的可能不是现实，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本身，但是她通过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一种真实，文学创作更重要的就是揭示这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杜拉斯通过写作，将她的真实文学化、小说化了，她也经常讲，“J’ai vécu le réel comme le mythe”，就是“我把经历过的事情当作神话来过”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她写的是她经历过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她经历过的事情，在作品当中已经被神话了。
先锋书店 ：
这是她的小说创作手法，杜拉斯也是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她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着很多介入？
黄 荭 ：
应该说她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介入的传统。她就是一个介入的作家。她很早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哪怕她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法共，但她自始至终地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她毕生的理想，她的政治立场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为不公正、为底层去发声。
这在她的新闻写作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她去采访罪犯，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人，关注儿童，我觉得这就很了不起，因为她就是她介入社会的方式，去发现社会问题，试图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
在文学作品中她更多地书写欲望、爱情题材，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她写新闻专栏，给各个机构写信这些举动，就跟当年她的母亲给土地管理局的人写信一样，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寻求公正，以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普通公民的名义。
先锋书店 ：
这样梳理下来，杜拉斯的创作是复杂而深刻的，有一个丰盈的世界的感觉。在2023年，您与安妮·埃尔诺做了邮件访谈，她的写作也很关注阶级和女性等方面，在您看来她与杜拉斯有相似的地方吗？
黄 荭 ：
这个问题其实我直接问过她，其他学者也问过她。她认为她的写作跟杜拉斯没有什么关联，她认为对她影响更大的是波伏瓦，因为波伏瓦的《第二性》；另外一个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对她的影响也很大，他关于“阶级”、“惯习”、“区隔”的这些社会学概念，让安妮·埃尔诺更清楚地认识到阶级差异，这对她的写作，对她重返她的出生阶层，为她的出生阶层发声且复仇这件事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去阅读她的文本，会发现从欲望书写、爱情书写和身体书写的角度看，她跟杜拉斯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所以这也是研究和“你要不要听作者本人的话？”之间的矛盾。有时并不是作者本人的话就是真相，研究者要有研究者自己的判断。
4
不需要人人都喜欢杜拉斯
但人人都应该阅读
先锋书店 ：
阅读超过 5 本杜拉斯的书后，感觉确实发现了另外一个她。您作为杜拉斯的研究者，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深入杜拉斯作品的阅读顺序？
黄 荭 ：
我觉得众口难调，每个读者的兴趣和品位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推荐一个固定死板的阅读顺序，可能有的读者对心理更感兴趣，就会被《劳儿之劫》吸引。
有一些喜欢情人的故事，可能就直奔《情人》去了，看了以后，就会想看《情人》的不同版本，那可以上溯到1950 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书也是建立起杜拉斯作家之名的一本代表作，而且它属于出版的情人故事的第一个版本，喜欢《情人》的读者，建议一定要对照读一下。
也可以去看《伊甸影院》，它是戏剧版的情人，或者看后面梁家辉演绎的电影版《情人》，或读杜拉斯1991年出版的《中国北方的情人》，还可以看法国在2006年出版，中国在去年出版的《战时笔记和其他》里边的情人故事，那是40年代初杜拉斯写的情人的最早的版本。
这就不由地让人去想，“情人”这个故事或者说最接近于真实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
从新小说的角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琴声如诉》和《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喜欢爱情元素的可以选前者，而喜欢新小说那种没有情节、风格冷峻的——一个孤独老人，等待着女儿上山来看他，女儿迟迟不到。就可以去看《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这本书比较挑战阅读耐心。
如果比较喜欢电影，可以看她编剧的书，比如《广岛之恋》《长别离》；她后来开始拍电影，想了解电影创作理念的，可以看《卡车》《毁灭，她说》之类的文本，也可以去看《绿眼睛 : 杜拉斯与电影》，看《迷途 : 杜拉斯谈电影》。
我个人还蛮喜欢《80年夏》，它是当时《解放报》主编约杜拉斯写的一组专栏。这个专栏的写法很不一样，杜拉斯把一些很日常、很细微，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写进去，包括海滩上孩子们的散步、黑岩旅馆前面那片海水，既有记忆的浮现，又有当下生活的细节，展现了光影在海滩上的变化等等。我觉得这其实就挺迷人，这些文字似乎并没有故事，也没有主题，但是可以享受文字和思想流动的乐趣。
如果比较喜欢她的思想，可以看关于她的访谈录；如果说喜欢她传奇人生的，我倒不建议看杜拉斯自己的作品，可以直接看一些传记。国内引进了很多不错的传记，包括我自己也翻译了《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再版后书名改成了《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画传》，里边图特别多，可以看到她人生各阶段的照片和她曾经待过的地方、足迹，以及她参与过的一些电影拍摄现场、剧场导演的场景。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记叙重构她的人生，而且这个人生又是跟作品形成了强烈的互文。
如果说更感兴趣她的写作，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就是从写作的角度，去揭示生活中的杜拉斯如何生成了纸上的杜拉斯，如何成为作家杜拉斯，还可以看杜拉斯谈论自己写作的电影——《写作》。
所以我觉得好的阅读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出发，兴趣其实是最好的指引。你喜欢，就继续读，如果不喜欢，你就把这本书丢下，换一本去读，然后如果真的不喜欢杜拉斯也没关系，不一定人人都要读杜拉斯，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人都要读书，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书。
先锋书店 ：
感谢您的分享，也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从 2019 年来，先锋多次有幸邀请您来到五台山店参加活动，活动也是都和法国文学、女性主义、生活风雅相关，这个是否能够视为您在学术之外对现实社会的参与和介入？
黄 荭 ：
我们接触现实生活的方式有很多，而我觉得到书店来做新书的分享、话题的分享，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广大众阅读，作为大学老师，关在象牙塔里边做学问，我觉得这个受众还是太小了，尤其是现在的媒体时代，更应该有知识共享的理念。
而且我觉得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学习是相互的。跟其他嘉宾、跟读者对话时，会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对自己也有很多触动。你在传播知识、传递某种信息，同时你自己也接收到了新的知识与新的信息，在这个时代，在书店和其他文化空间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是特别可贵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译者，或者说作为一个作者，不是说这个书出版了就结束了，这个书真正的生命其实是通过阅读才真正完成的，因为阅读，书才会流传，才会延续它的生命。所以不管是我写的书还是翻译的书，还是分享别人的书，我们在书店做的事情，就是陪着这本书真正进入读者的视野，我觉得这是书店新书分享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
先锋书店 ：
就是让书走入读者的生活，在阅读中获得新生。
黄 荭 ：
对。
（本文已获得转载授权，转载时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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