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24卷本的《陈平原文集》摆在桌面，墨绿色的封面素雅沉稳，一千多万字汇聚了陈平原四十余年的学思历程，既是他个人的学术总结，更是一份特殊的时代记录。
《陈平原文集》（全24卷）
2024年3月，《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此后的6月11日，陈平原又携新书《王瑶画传》（陈平原、袁一丹编著）和《风雨读师》出现在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系列活动上。作为王瑶先生的及门弟子，陈平原曾以“劳作勤奋，成绩有限”自谦一代人的普遍状态，但实际上在很多学界同仁眼中，陈平原由现代文学研究起步，关注作家作品中的人文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此后倾向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不断在多元视野中拓展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
坚持两手写作，兼及论文与随笔，是陈平原治学的一大特点。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而在他几十种著作中，有一本特殊的作品：《千古文人侠客梦》。看上去似乎只是梳理游侠文学的历史流变，但是细细探究，也许能发现瘦削儒雅的陈平原藏在心底的“侠客梦”，北京大学三尺讲台之外的书生陈平原，或喜欢仗剑天涯,饮酒江湖。
这一点，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看得很清楚。3月的《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王德威在视频发言中称，陈平原超出了学者与教授的身份限制，在自身的学术活动、社会活动中展现了“侠气”的一面，这一点无人能及。
陈平原（陈逸航摄）
“从游”，传授独得之秘，需要心心相印
中华读书报：《陈平原文集》的出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商务印书馆刊行我的24卷文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鼓励。在文集总序中，我称自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能有如此微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时运不济，加上资质愚钝，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之所以还能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还有就是诸多师友的积极扶持，以及无数学生、读者和编辑的掌声鼓励”。
中华读书报：你们这一代学人的读书，大致有怎样的特点？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这个话题我此前多次谈过，今天就不赘了。
中华读书报：那么读了博士之后呢？王瑶等先生对您的阅读有什么要求？
陈平原：这有点特殊。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新书发布会，我谈到自己读博士的故事。那时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我和温儒敏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位博士生。那时除了外语和政治，并没有严格的修课规定，我的任务是每周一次或两次到王先生家聊天，王先生抽烟我喝茶，烟雾缭绕中，三年过去了，我就被“熏陶”出来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必须加一个说明：那是过渡时代的产物，有得也有失。我是1984年秋天走进燕园的，那时全校也就四五十个博士生；此后四十年，我们的博士招生数量急遽增长，单是北大中文系，现在每年都招五十多个博士生。教育部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要求各大学加强管理，于是有了很多课程方面的严格规定。好处是老师们都按规定讲课，学生们都按规定修课，一切按部就班。比起我们那时的自学为主，现在学生们的知识面有所拓展，总体水平也有提升。但因读博期间要修很多学分，修完后，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再进入博士论文的构思与写作，很难像我们当年那样自由自在读书、天马行空驰想。若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大都被功课填满了，那可不是好事情。
我想起1940年代梅贻琦、潘光旦合撰的《大学一解》，初刊1941年4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那篇文章特别强调大学中“闲暇”的作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现在显得更为突出。我们的规章制度日臻完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不断加课，要求学生修很多学分。而且，为了防止老师放水，成绩必须正态分布。也就是说，评分时，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有一定的比例要求，不能超过这个指标，否则系统不接受。北大管理比较宽松，或者说人性化，允许老师们写说明材料，陈述理由，解释为何这一回的考试必须突破优秀的比例。结果你就会发现，老师评分时很是踌躇，因现在的学生特别在意分数，每一门功课都要争，分分必较。因大学前三年的成绩汇总，由绩点来决定谁能免试入读研究生。学生们很聪明，马上就晓得如何修最轻松的课、选最和善的老师、拿最优秀的成绩。树洞里有好多交流，哪门功课不用花时间、哪个老师给分最友好，如此精心计算，然后再选课，这样一来，学习风气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任何时代都存在竞争，不可能一碗水端平。问题在于选拔人才的机制，是否有利于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过多的功课、过细的规则、过度相信分数，主观意愿是防止作弊，客观效果则是缩小自由选择的空间。小学、中学这么做情有可原，大学还这么管控，我以为不合适。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文章中用“从游”形容和王瑶先生的相处，概括得太生动了。
陈平原：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就是这样，大鱼游，小鱼也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学生们跟你朝夕相处，一起读书、思考、生活，会察言观色，了解你如何做学问，也看你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己体会与模仿。说得出来的，是有形的经验；而精微之处，很多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传授独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而那个东西，在“从游”过程中比较容易落实。但这里有个前提，必须是小鱼欣赏并信任大鱼，愿意跟着游，而不是看不起大鱼，或自己过早躺平。我有种直觉，科技迅猛发展以及三年疫情中的线上教学，已经很大程度改变了我们的大学课堂以及师生关系。这是今天必须直面的难题。
“中文系有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
中华读书报：说到《花开叶落中文系》，虽然集中写中文系，而且写了很多您直接交往过的人物，看似私人写作，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公共性。
陈平原：我把对于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文学使命等教育议题，隐藏在师友风采的字里行间。在今天日益受到行政化干扰、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中国大学文科，此举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花开叶落中文系》以一种与先贤对话、与友朋同行的方式，打开这一虽已失落但仍值得发扬的人文精神。我研究大学的方法，便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大学何为·自序》）。这种面对现实问题“退半步”、从人文史和精神史角度介入的姿态，与我一贯倡导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不谋而合，其背后的心境，也是我对自家学术使命的自觉，和对学风传承的担当。
中华读书报：关于大学，您写过《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何为》等五本书；中文系相关的书也有几种，比如《当年游侠人》从晚清一直讲到当代学者，《怀想中大》回忆您在中山大学读本科和硕士的师友；《文学如何教育》谈中文系机制建立的问题。您的关注超出了一般的教育范畴。
陈平原：大家都知道“不读《诗》，无以言”，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绝大部分人读完中学就不再关心文学了，只有一小部分人继续坚持阅读、研究、传播文学，以及和文学相关的语言及文献知识。这个体制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中文系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以后命运的跌宕起伏，是我特别关注的。我眼中的“中文系”，意涵相当复杂，既是一种教育机制、一种学科设置，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一种学术精神，还是一种象征资本、一种社会关系，或笼统地说，是一切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相关的人和事。所以我会在《文学如何教育》里面谈中文系百余年的历史，也会特别关注前辈的足迹，将制度、人物、故事、文章、精神混合在一起，相互发明，探讨我关心的若干话题。
中华读书报：您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您对大学教育制度的研究也很深入。能否谈谈您认为今天大学所面临的难题？
陈平原：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是在百年中国学术的视野中，讨论一个具体的科系——中文系。书里涉及的学人，都是我所亲近的、我所观察的、我所敬仰的那些中文系的前辈或师友，以北京大学为主，兼及中外学界。这本书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它关注现代教育体制，也就是中文系；还有生活在这个教育体制下的人，也就是中文系教授，写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风貌。不是写传记，而是谈问题，所以只着墨那些我特别有感触的、对于了解文人学者精神状态有帮助的某一侧面。入口很小，但牵涉面广，希望不仅读中文系的人感兴趣。
曾经那么辉煌的中文系，今天面对新的技术挑战，面对强调实用的教育大潮，面对公众对于就业与高薪的追求，中文系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很是让人忧虑。我在不同场合谈中文系的使命、困境和出路，也是见微知著，希望借此思考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我曾说过，中文系作为北大诸多院系中的一个，在很多人心目中，或许不是最顶尖的，可中文系对社会及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别的很多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学术上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不同，老师和学生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在我看来，这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举足轻重”的一个院系。
所有学校都想给学生最佳路径，其实不见得是“最佳”
中华读书报：6月初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上，钱理群先生再次提及自己读书时有一份长长的书单——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传统吗？您会开书单吗？
陈平原：老钱他们属于“文革”后第一代研究生。他们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有长长的阅读书目，以作家作品为主。只是随着时代思潮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阅读书目不能不改。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增加了文艺理论、古代文学、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的一些著作，作家作品则大量削减，允许学生根据需要的自己选读。现在可能是第四版的阅读书目了。虽有书目，但弹性很大，属于“建议”而非“条例”，老师不查，学生也不怕。博士生倒是有个为资格考准备的必读书目，那个数量不大，也就四十种左右吧，那是必须认真读的。我个人不另外给学生开必读书目，只是具体到某个学生，因资质、兴趣或论文选题，会略为提醒补读哪些书，仅此而已。
中华读书报：您谈到自己当年的阅读，我很关心这些书的来处，是怎么进入到您视野的？
陈平原：我生活在特殊年代，那时的学校并没有指定必读书目。某种意义上，影响我的阅读趣味的，主要不是老师拟的书目，或者课程读物，而更多是时代思潮的牵引。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上中山大学，认真修课，成绩也不错，但思想解放运动对我的冲击，要远大于具体的课堂教学。这一点，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后者学术训练更为严格，跟当下的思想潮流不一定发生关联。我想今天也是这样，念人文或社科的，完全闭门读书，不是理想状态。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公民关心的话题与学校开列的必读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可以这么说，时代思潮与课堂教学这两个不同系统交叉重叠的地方，最容易受到格外关注，其阅读经验与趣味也最值得重视。
中华读书报：思潮中也会有很多哲学书籍不乏艰涩深奥吧？读不进去怎么办？
陈平原：对于具体的读者来说，碰到障碍以至读不进去的，不一定是哲学书籍。对你“艰涩深奥”的，对他说不定是一马平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陷阱，就看你怎么超越。读书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量的积累，某个特定时刻则是质的提升。这一点自己能体会得到，突然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上了一个台阶。只是在哪个年龄段，因何缘故，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不必过分纠结是否读得懂，只要你愿意读、喜欢读、长期读，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桥，就找船；没有船，就游泳。总会有办法的。阅读既是增长知识，更是帮你克服人生经验的匮乏，以及超越各种各样的障碍。那是一个不断自我修补的过程，真的是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且每个人的桥和路不太一样，需要自己调适。
搞教育的人往往有一种迷信，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总结经验，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最佳路径。就好像你出门开车或打车，电子导航马上给你提供最佳路径。其实你给学生提供的“最佳路径”，不见得就是“最佳”，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体、才华、气质、趣味相差甚远，学会自己找路，找到自己心仪的作家、喜欢的书籍以及恰当的学习方法，这比什么都重要。传统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就是这个道理。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大都采用大班教学；即便小班教学，也无法为每个受教育者设计专门的培养方案。
中华读书报：多媒体时代，很多孩子被手机绑架，即便阅读也是碎片化的。那么怎么让孩子们不被“必读书”制约，自觉而且有效地选择阅读？
陈平原：能否在“乱翻书”与“必读书”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比如说，设计更多的“选择题”，而不是过分强调“必答题”。举个例子，与其开20本必读书目，不如开100本选择书目，允许学生选择和自己气质/兴趣相近的图书，然后重组、建构、阐释，那样可能更合适些。至于说会不会因此而“偏科”，那就看你开书目的本事。另外，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我对“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始终心存疑虑：不说能不能做到，做到了又怎么样？门门功课都满分，我不觉得就是理想的人才。
“大学者手下不出大学者”
中华读书报：阅读一直伴随个人成长，读书问学几十年，您是否也有读书方法可以总结？
陈平原：年轻时喜欢总结读书经验，也乐于与人分享，现在不太敢了。再说，阅读的乐趣与治学的甘苦，二者有关系，但不完全等同。做学问的“阅读”，有时很无聊，也很痛苦的。因为，只读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的论述不完整，也不可靠。而当你划定范围，力图“竭泽而渔”时，必定面临很多无趣的东西。比如当年我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必须读很多武侠小说，有的很好玩，有的则实在无聊。为了实现视野开阔、判断准确的目标，必须阅读各种有代表性的能找到的相关图书，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阅读过程很伤人，以至此后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再看此类图书。可以这么说吧，为了做学问而阅读，有时是很痛苦的。真正美好的阅读，最好是非功利，不是为了写论文，纯粹是求知或休闲，优哉游哉，随时可以拿起，也随时可以放下，即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美好的阅读经验。
中华读书报：还是有很多人要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有大量的不是兴趣所在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有无方法可循？
陈平原：你问治学中的阅读方法，那可是千差万别，成熟的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得之秘。不是不想公开，而是再好的方子，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大的方面说，人文与社科的阅读方法就不一样；即使同样做文学研究，也受制于个人的经历、气质与修养。几乎所有成功的学者，都是靠自己摸索，最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建构立场、学习理论、阅读文本以及处理史料的方法。会有一些基本功夫，可以手把手教，但那个比较简单；关键在入门以后往哪个方向走，能走多远，这确实跟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好的指导教师，拒绝使用统一配方，犹如中医，首先“望闻问切”，了解这个学生是什么类型/风格，大致适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指点其补哪方面的课，读哪一类书，这才叫“因材施教”。
中华读书报：您很强调气质，做学问也好、阅读也好，还是应该找到气质相近的路径？
陈平原：我说的不是写论文、拿学位，而是比这高得多的“作为志业”的治学，那确实不能强求。技术可以培训，学养可以积累，精神与气质却不见得。说得神秘些，这将决定你能走多远。我说的“气质”更多属于中性，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我理解的学者的气质，植根于你的家庭背景、身体状态、求学经历，还有智商与情商，若与你的学术研究配合度很高，那你工作时很愉快，即便千辛万苦，也都乐此不疲。否则，蛮拧，很容易摔倒，爬不起来。学术这条路走不通，不等于就没有前途，换一个跑道，说不定如鱼得水。人们常说“审时度势”，其实更应该审视的是自己的精神与气质，到底适合走哪条路。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教育几十年，对育才之路应该是很有掌握了。是不是多数学生一望而知大概发展方向？
陈平原：那也未免说得太简单了。学生的才华与气质迥异，当老师的，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她们调适调适，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回头来看，在北大教书近四十年，培养出不少好学生，这是我比较得意的。相对而言，我比较尊重学生的趣味与习性，不会硬扭，故学生日后分途发展，不一定跟老师走同样的路。关键是，更多关注、体贴学生的才华、天性和气质，尽可能顺势而为，不怎么考虑自己的立场与尊严，更不会把学生当打工仔。
我不喜欢一进校就分派题目给学生做，然后让其围着导师转，那样固然容易出成果，拿学位也很方便，但毕业后没有寻路的能力和探险的勇气，很难突破导师的天花板。我多次引用清代大学者戴震的一句话：“大学者手下不出大学者，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真正负责任的导师，要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和选择的自由，允许他们试错、冒险乃至失败。那样的话，若闯关成功，日后必有成就；起码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且会有自家面貌，不跟人家重复。当然，这样导师和学生都很辛苦，磕磕碰碰，时不时还会掉链子。通过不断的对话，逐渐发现学生的天性、趣味和能力，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创造力，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也有失败的时候。有的是我判断错误，有的属于指导不得法，有的则是学生扛不住。若你希望每个人都能轻松过关，平安到达彼岸，那就只能降低标准了。可那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您会格外体贴学生？
陈平原：从中大到北大，我的导师对我都很好，一路走来，没有受过太大的委屈，这得益于师长们的庇护。在《怀想中大》和《花开叶落中文系》里，我多次提及这一点。求学期间，一般来说比较弱小，但很敏感，也容易受伤害，这个时候，导师的指引与庇护很重要。只是时代不同，我无法提供当年导师给我提供的条件——尤其在就业方面。将心比心，我当初这么走过来，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得到类似的善待。
中华读书报：遇到您这样的导师，也是学生的幸运。2022年，北大成立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您担任所长。为什么成立人文研究所？您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
陈平原：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商务印书馆推出“人文史丛书”三种，包括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夏晓虹《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王风《琴史与琴器》，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荣登各大榜单。以《有声的中国》的出版为契机，本所又邀请了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近代史等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从跨学科、跨媒介、长时段的视野，共同探索声音研究的多重可能性。在国内外合作与学术交流方面，研究所将继续组织“跨学科视野中的现代中国”与“跨媒介视野中的现代中国”两个系列工作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所讲学或合作研究。至于教学方面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为全校学生开设“北京研究”“大学研究”“古琴艺术与人文”等跨学科性质的专题课，且教学效果甚好。
当初在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成立大会上，我的发言题为《“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提及前有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二十年的业绩打底，后有学校兼及古今争创一流宏愿的指引，加上国家提倡“新文科”的政策支持，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方才促成“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诞生。至于工作目标及宗旨：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希望能达成某种跨学科的视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