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那个捅屋瓦的少年

在罪里找到了罚，在逃避里找到了责任，在猜疑中找到了信任，在内疚中找到爱。

岭南温度高。在广西首府南宁，雄壮高大的木棉，焰火般盛炽的凤凰花、羊蹄甲，和瀑布般喷涌着的三角梅、无忧花，处处展露南国特有的生机盎然。即便身处同样的季节，当北方地区的人早晚出门还加件外套时，这里已经是溽暑蒸人，连印象中只在金秋才开的桂花，在此地街头也是四季常开不败。

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图书馆12楼看下去时，便是以上这番草木葱茏的景象。高低错落的植物，显示着各种深浅的绿，那些蓬勃而出的枝条，几乎要淹没了校园建筑的红屋顶。新闻里说，正是看中这里的好生态，就在今年，世界上颜色最红的鸟类——美洲红鹮出现在相思湖边，安下新家。

时间到了这里，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独立节奏。东西说，在广西，一切生物的热度和熟度，都像开了倍速。包括故事，总是在这种“火热、潮湿、易于使物体变质的气候中发酵，幻想和错觉像青草蓬勃生长”。这热度里，充盈着野气横生，孕育着生机勃勃，也蕴藏着东西一路走来的生命密码。

1982年的夏天，东西——当时还叫田代琳的乡村少年走出天峨中学考场之后，就剃了一个光亮的头，这是为了在山区生活节水，也是为了回乡帮父母干农活时方便。

当他的头发渐渐长长的时候，家里的玉米也全部收进了谷仓，家里唯一读过初中的满姐夫大踏步地跑进家门，取出一张写有河池师专落款的录取通知书。

少年跳了起来并且大叫一声。他记得那个瞬间他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犹如纪念一次诞生。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一无所有的孩子一步一步攀登，直到走上中国作家梦想的最高领奖台。

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时，东西以他的作品、情感推理长篇小说《回响》摘下殊荣。这也是广西作家首次荣膺这一中国文学领域最高荣誉。在授奖辞中，东西的《回响》，“以富于认识和表现能力的艺术形式，探索当代城市生活的精神状况。在社会与家庭双线并进的结构中，抽丝剥茧、洞幽烛微，呈露和整理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缠绕。现实与心理、幻觉与真相、困顿与救赎，冲突的对话构成灵魂的戏剧，有力地求证和确认我们生活的基石：真实、理解、爱和正义”。

而东西在领奖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东西，来自广西”。

这个从广西山村走出来的男孩，站到了灯光聚焦的位置。他说，写作“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还包括历练、命运以及由命运刺激而产生的思想，仿佛煲汤，得用文火慢慢地熬。不着急，创作也需要自然地生长”。如榕树垂下须根变成一小片森林，长大起来的他，也成为扶持后辈的长者。

载誉归来，在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图书馆的特展书柜里，摆满了东西历年的著作。这所大学，也自引进作家东西的同年，连续举办“相思湖文学大赛”，每届都吸引了广西全区三十多所高校参与，历届总参赛人数达到十多万，发掘了众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

坐在校园里，暖风把道路上年轻学子的说笑声传递过来。东西说到一件小事：在他孩提时代，农闲时要帮父亲修葺老房子的屋顶。他待在室内，手持竹竿，向上仰望。每看到一点亮光，就捅一捅那里的屋瓦，待在房顶上的父亲就知道哪里漏光，需要修补。

这个不甘于平凡的少年，以文学为竹竿，捅开了他生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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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轶伦：孕育《回响》的时间线很长，但真正落笔和您2017年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经历有关。您在小说后记里提到，当时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您一边写小说的开头一边构思。有人说，分开才是真正爱的开始，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北望故乡时，“故乡”两个字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又如何向新加坡朋友介绍自己的家乡呢？

东西：故乡是一个放大的概念。对于外国来说，中国是我的故乡；对于广西来说，云贵高原边陲的天峨县是我的家乡；相对天峨县来说，谷里村就是我的家乡。村口的大树，雨后泥泞的土地，冬天金黄的青林，夏天漫山的野花，从地底下蒸腾起的热气，风声、虫鸣、鸟唱，还有在潮湿的日子，从山底漫上来，像大水一样淹没屋顶的山雾，都是我对故乡的记忆。

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半年的时间里，和十几个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交流，他们来学习中文写作，我也接触了许多海外华侨。在交流中，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乡村存在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建立在文本上的，是一种类似于沈从文笔下《边城》的纯美意境。

但对我来说，我真切生活在其间的乡村，是充满困难的。你离开它越远，想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越美，但当你真的置身于这片山水时，除了美之外，你必须直面现实的困境。

沈轶伦：：比如？

东西：首先，是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在我的少年时代，谷里村没有硬化的道路，没有通水，没有通电，从我家走到村公所，大概要一个小时，从村公所走到乡公社，即后来的乡政府，要两个多小时，山路非常崎岖。它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地方。这种空间上的原因，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与世隔绝的人，身处不为人知的角落，听不到远方的消息，也无法传递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时常感到孤独。同时，这种封闭既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的外婆是饿死的，在饥饿时期，村人看见树林里长着一种鲜艳的蘑菇，就把它采了回来煮食，但这蘑菇有毒，为了活命，他们必须立刻喝下粪水，呕吐。小时候我也常常面临饥饿，所以我会谛听每一粒粮食落到地上的巨响，会对每一种使我们回到贫穷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恐惧。

沈轶伦：当时您对村外世界的想象，萌发于何处？

东西：我少年时代，已经是“文革”末期，有时会有一些从事宣传工作的基层干部和老师到我们村里来。我清晰记得，他们说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话语，穿着雪白的衬衫，那份洁白非常耀眼，代表着一种大山外面的现代文明。

11岁时，为了去乡政府看一场电影，我和小伙伴瞒着父母，没有吃晚饭，来回走了12公里山路。等到电影结束，我们回程时才发现，回家的小路已经完全被漆黑淹没，路旁的草丛里传来野兽的声响。我们忍饥挨饿，冒着滚下山坡的风险，图什么呀？就是为了去看一场电影，去听外面的世界说几句话。

村民都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自己在寒暑假都要参与农活，比如锄地、耘田和收玉米，有时暑假干完活，身上膀子部位被晒黑到脱皮，回到学校，要再过上个把月才会慢慢回到原来的肤色。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刺激着你，让你直观认识到，假如你想未来过得轻松一点、想改变现状，那只有读书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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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轶伦：当时您身边有这样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前辈和榜样吗？

东西：当时我们村只有我的满姐夫是读到初中的，他当了赤脚医生，是我们家唯一去过广西首府南宁的人。他经常听收音机、读报看新闻，当我读到初中以后，他开始和我有了深层次的交流，有时我们一起下地劳动时，他会和我说起他的见闻和最近的新闻。他后来成了县里防疫站的医生，是一步步慢慢实现的。我是我们村第一个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沈轶伦：满姐夫，是最小的姐夫的意思对吧？

东西：是的。我有3个姐姐，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46岁了，她很疼我。小的时候，母亲不管上山砍柴还是下田插秧，甚至在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挖沟的时候，都一直把我背在身上。只有在她背石头的时候，才把我放到胸前。后来我会走路了，她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直到我上小学，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就好像捧着一盏灯苗，唯恐我有半点闪失。一次老师家访，她毫不犹豫把最后一只母鸡杀了来款待老师，就是为了拜托老师在放学时能监督我们村的孩子安全走过水库。

村庄并不都是田园牧歌的淳朴，张家、李家的事，彼此的吵架、纷争，互相之间的欺负、倾轧，真的是一天一个进度，一天一次更新，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只要你稍微竖起耳朵，不用天线就能收听。这种高度透明，让我过早地知道为人的艰难、人情的险恶。有时母亲一边走一边向我倾诉，长长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听众，有时听着走着我睡着了，稀里糊涂地走了十几步，在即将跌倒时一激灵醒来。这种聆听和倾诉的关系，深刻影响后来我对小说的理解。

沈轶伦：小时候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作家吗？

东西：完全没有想过，我只是朦胧觉得，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父母都不认字，一生吃了许多没文化的苦，在和人相处时受了很多委屈，所以也逼我用劲地上学。

沈轶伦：作家福克纳的名言是：我的像一枚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所以福克纳一生都在书写“邮票大小”的家乡奥克斯福小镇，又将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置于广阔的历史图卷中。故乡于您而言，是怎样的一枚“邮票”？

东西：福克纳也说过，他对故乡的感情，有时是爱恨交错。没有谁能真正离开故乡，身体上或者心理上，故乡都塑造了人。对我来说，故乡的优点缺点、方言和思维方式，都进入了我的血脉，形成了我的性格、我的想象力。但我的文学理想并不起始于故乡，而是后来上学后慢慢产生的。

有时，对作家来说，故乡不仅温暖作家，也用另一种方式刺激作家，正如海明威所说，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一个不愉快的童年。哥伦比亚曾伤害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甚至一度被迫离开祖国；鲁迅在老家经历了家境从小康坠入困顿时邻里的鄙夷，从而了解了世态炎凉；沈从文用那么优美的笔触写家乡，但在成为作家之前，他一直渴望离开湘西。故乡的缺点，有时反而成就作家。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写作都带着故乡的印记，不论走多远，他都在写自己的童年，有许多东西，他要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去修正，把家乡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缺点慢慢去掉。如果说故乡是“一枚邮票”，是它把我“投递”了出去。

3

沈轶伦：您说，小时候春节前夕家里要洒扫庭院、整修家具，您负责的一个工作是帮助父亲确认屋瓦的位置。父亲爬上屋瓦，您待在屋内，手持竹竿，抬头看到哪里有亮光就捅一捅，示意父亲要修这里。这是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意象：一个少年，在昏暗的房间里，去做那个寻找一丝光亮的人。

东西：我找到的第一丝光亮肯定是考上河池师专那一次。

我在村公所读附属初中时，只有政治、语文、数学这些科目，没有物理，没有化学，没有英语，我就凭我的政治、语文、数学的成绩考进了我们县高中，是我们40多个同学里唯一考进县中的人。到了县城之后，我见到了更专业的老师，我看见了物理实验室、看见了化学实验室，第一次看见了英语单词。我的语文老师当时是从深圳下放过来的，数学老师是从桂林来的，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高，我受益匪浅。

我这才开始认真读一些名家作品，比如鲁迅的。我记得课本里收了一篇作家碧野写的《天山行》，那文辞之精致、华丽，对一个中学生来说，真是美的享受。那篇文章写得好，老师也讲得好，他分析字里行间的细节和谋篇布局的道理，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写文章。我按这个方法，写散文，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去念。

其实我从小学开始就特别喜欢语文课，很多同学都不喜欢语文尤其是作文课，一上课他们就觉得头痛。而我一上语文课就很高兴，我觉得这门课比别的课都有趣。到了高考这一年，我已经看过不少小说了，开始有一点冲动，觉得也许未来我也能试试当作家。

沈轶伦：当时最先涌入脑海、最想写的是什么？

东西：我想写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因为我心里有很多委屈，我父母的辛苦、他们的勤劳善良，我都看在眼里，我有想表达的冲动。我觉得孤独，我的心因为渴望产生幻想，同时，来自周边的肯定也让我意识到，我对使用文字是有一点天赋的。

沈轶伦：我看到您师专时代的一张照片，很瘦，穿着篮球队服，神采奕奕，看不出长期伏案的文静，倒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东西：我到现在还打篮球，也一直看球赛。1982年我考上河池师专学中文，当时就立志吃写作这碗饭，并开始挤出业余时间，写小说，写散文和诗歌，也获了征文奖，发表了几篇。到家乡中学当语文老师后，我更勤奋地写，一篇篇一首首往报社副刊投，发表率上升。因为经常发表文章，我被调到河池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工作，专门为专题片写解说词，再之后被调到河池日报社、广西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最后我决定找个单位专职写作。

我热爱写作，并认定它能成为我的一条出路，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写作不需要太多成本，有一支笔、一本稿纸就可以了。相比大城市，山区县城的资源相对缺少，但在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上大家是平等的，底层的生活和家庭的苦难，有时反而能成为艺术创作者认识人性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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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轶伦：您说，写作就像爬山，爬过的山越高，你的小说就会越好看，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写作的动力。您也一直强调，从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是有“创新强迫症”的，如何看待这种内驱力？

东西：那是我们的写作基因。小说需要有魔力，需要一些非常规的东西，那是一种鬼魅之气，越是有想象力的小说就越是有魔力，这也是小说区别于报告文学和通讯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电话刚普及时，办公室里只有主任的电话机可以打长途。编辑们都千方百计去打，但主任把电话机锁掉了。一天，有位编辑把她桌上的电话机拿过来，拔掉主任电话机的入线，直接插到她的电话机上打了起来。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只会在电话机的键盘上打主意，而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把锁住的电话机换掉。好的作家必须有把整个电话机换掉的想象力。

沈轶伦：您曾经说过，您写作的信心来源于，确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有无数相同的心理感受。当写出内心的秘密，才会使读者/作者为之欣喜、悲愤、流汗。

东西：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件。假若我是一个懒汉，就会停留在顶层，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读者知道的记录一遍。但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这好像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就像纳博科夫说文学创作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好的作品，就是能把文件柜一层一层往下翻。

在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我把一个盲人父亲、聋人儿子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家庭里，来看看沟通的可行性和艰难。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的困境同时放在一个家里是需要想象力的。写完这座“巴别塔”时我才31岁，王蒙老师读到后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因此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这次我写《回响》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做刑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准备。当作家要下笔写10个人物时，他就得“变成”这10个人，每一个笔下的人物都是作家心灵的切片。人物切片被作家塑形，慢慢也就变成了一个丰满的人。

沈轶伦：您早期的成名作，常常在闭塞的山村和县城展开，但到了《回响》，完全是在探索当代城市生活，而且也完全没有运用广西方言。整本书看完，几乎看不出地域色彩，更侧重于在社会与家庭双线并进的结构中，抽丝剥茧、洞幽烛微，去呈露和整理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缠绕。

东西：到城市近30年后，我对乡土的感觉恐怕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准确了。我开始写城市生活，同时，我文章中的地域性也减少了。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本身也在不断缩小。我更在意的，是超越地域的人心的共性。《回响》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就有女性观众和我交流，觉得她们在婚姻里焦灼的感受就和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是一样的。也有读者在读了我的小说后，决定也去学一点心理学。这说明我写的人物与读者产生了共鸣。所以我希望我的创作和时代的变化、现实和心灵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另外我很感谢我一路遇到的导演和制片，他们是中国当代小说最好的读者。

沈轶伦：2005年开始，您到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带影视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就在引入您的当年，民大举办“相思湖文学大赛”，如今，大赛已发展成广西的一项文学品牌赛事，发掘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您也推荐他们的作品去核心刊物发表。我想到一句话：淋过雨的孩子，如今为别人撑伞。

东西：广西的写作，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你们在北上广生活的压力固然很大，但大城市的媒体资源和关注度天然就高，发表作品的途径更多元也更顺畅。我们边缘省份的作者，往往需要慢慢熬。

但这也是好事，速成的容易速朽，野生的生命力更强。

（文中照片由作家东西提供）